孟融:中国法院如何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以法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为分析对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 次 更新时间:2018-05-15 23: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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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融  

   作者:孟融,吉林大学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律与公共政策研究小组”成员。

   内容摘要:当下中国,司法裁判是法院执行公共政策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实践中,以最高人民法院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为基础,形成了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两种方式,即“发布典型案例”和“将公共政策作为裁判说理依据”。但是,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实践也呈现出了一系列困境,即典型案例的遴选过于注重案件裁判结果所具有的社会效果;法院援引公共政策作为说理依据仅起到“背书”的效果与作用;法院最终判决结果的作出带有明显的政策性偏好,同法官中立的一般原理相抵牾。这种困境与冲突背后的逻辑表现为政治对于法律的“支配性”,具体是指政治国家意志在司法领域的渗透,以及司法裁判对国家权力正当性标准的贯彻。

   关键词:司法裁判;公共政策;中国法院;政治国家;执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问题之缘起

  

   中国法院不仅具有通过对案件的审理与裁判正确适用法律,进而实现定分止争的纠纷解决功能,同时还具有执行党和国家公共政策的功能。从中国法院执行公共政策、对公共政策进行贯彻的实践现状来看,“司法裁判”是法院执行公共政策的一种重要方式,其主要表现为法院通过司法裁判对公共政策加以贯彻、执行。在法院对案件的司法裁判过程中,体现着对公共政策的贯彻,而对案件的裁判结果,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法院对公共政策的执行,发挥着法院对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功能。

   从当下司法与公共政策的研究现状来看,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法院通过发布司法解释以及司法文件的角度来开展的,其研究方式也主要集中在对法院所发布的“司法解释”与“司法文件”进行分析,[1]并且更为关注法院的公共政策创制功能。[2]此外,也有一些成果研究司法裁判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但是,其一方面是在“应然”的层面来开展研究的,[3]另一方面其关注点在于法院所发挥的“影响力”,[4]再一方面,一些研究成果的侧重点是分析“具体”的“问题”,而没有归纳出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一般规律。[5]并且,对于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方式对公共政策执行问题的研究,也是相当缺乏的。因此,基于以上研究现状,在新一轮司法改革坚持并遵循司法规律的背景下,司法裁判作为一种法院执行公共政策的重要方式,其在执行公共政策的实践过程中有如下问题亟待厘清:第一,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实践内涵是什么,也就是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主体、方式和策略包含哪些;第二,司法裁判所发挥的主要功能是定分止争,其在定分止争基础上执行公共政策会出现何种矛盾与冲突;第三,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也就是说,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什么。[6]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其后,最高人民法院为贯彻这一公共政策制定了具体的规范性文件,也发布了一系列典型案例,地方各级法院也开始在司法裁判中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说理。而这一过程,恰恰反映了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实践现状。本文所选取的分析对象是法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00个案例。[7]之所以选择法院对中共中央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贯彻、执行的案例进行分析,原因在于:一方面,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能够推演出一系列的公共政策因素,并且,其作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所包含的内容关涉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强烈的“辐射性”;另一方面,法院的最基本职能在于“定分止争”的纠纷解决,其在解决人们日常纠纷的过程中,既会回应这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内容,同时又会在裁判文书中对其进行援引,充分体现了司法裁判对公共政策的执行。此外,这些案例在形式上还体现了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方式与策略,在内容上也涵括了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对人们日常生活进行规制的各方面,有助于揭示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一般规律。

   如上所述,以法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为基础,文章将着重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分析这100个案例背后所包含的具体的公共政策因素,即法院通过司法裁判到底执行了何种公共政策;其次,分析中国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具体实践内涵,也就是要厘清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主体、方式以及所采取的策略;再次,对中国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实践进行反思,分析通过司法裁判的方式执行公共政策在当下会出现何种问题或困境;最后,总结中国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政治逻辑,即揭示出支撑中国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一般规律是什么。


二、中国司法裁判执行公共政策的具体因素


   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所执行的党和国家的公共政策,又可分解为具体的公共政策因素。例如,在法院通过司法裁判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中,可以推演出三类具体的公共政策因素。[8]这三类因素包括:维系国家认同的公共政策因素,增进社会团结的公共政策因素,保障个人权利的公共政策因素。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也就是对这三类具体公共政策因素的贯彻。

   (一)维系国家认同的公共政策因素

   在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诸多案例中,存在一类案例,其中包含了维系国家认同的公共政策因素。法院对该类案件的裁判结果,带有明显的保障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倾向,从而实现对国家认同的维系。这主要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的四起“狼牙山五壮士”等保护英雄人物人格权益的典型案例之中。[9]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这四个典型案例体现了法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法院对这四个案件的裁判结果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包含的维系国家认同的公共政策因素。特别是在“葛长生、宋福宝分别诉洪振快名誉权侵权纠纷系列案”中,法院的裁判文书直接援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其说理依据。在这两个案件中,由洪振快撰写、黄钟作为责任编辑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一文通过历史考究的方式对“狼牙山五壮士”当年的细节进行分析,从而涉嫌对“狼牙山五壮士”进行污蔑。[10]在洪振快上诉“狼牙山五壮士”中葛振林之子葛长生、宋学义之子宋福宝名誉权纠纷案的两份民事判决书中,葛长生、宋福宝认为,“洪振快以历史细节考据,学术研究为幌子,以细节否定英雄,企图达到抹黑狼牙山五壮士英雄形象和名誉,进而否定中国革命斗争史,否定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而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也驳回了洪振快的上诉,并认为狼牙山五壮士所承载的是“民族的共同记忆”,“是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11]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对这一典型案例的发布以及案件审理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援引,实现了对英雄烈士名誉的维护,也同时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这四个典型案例特别是上述分析的案例,能够明显反映出法院通过司法裁判来贯彻维系国家认同的公共政策。就中国当下国家认同观念的组成部分而言,共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延续了主权与地缘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观念,其二是继承了在抗日战争时期五十六个民族之间“同甘苦、共命运”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情怀,其三是“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观念。[12]并且,这三种观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延续至今。而我国法院对这四个案件的裁判结果以及将其作为典型案例发布,恰恰反映了对后两种国家认同观念的维系。在上述案件的裁判文书中,可以发现法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以及“公共利益”进行了解释,从而实现了对维系国家认同公共政策的贯彻执行。第一,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公共利益”的范围来看,狼牙山五壮士代表着一种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这一民族精神指的是中华民族在抵御外来侵略者时的“大无畏牺牲精神”,这一民族气节指的是中华民族“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13]第二,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公共利益”的生成方式来看,一方面,其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历史记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由国家正式确认的,因此,其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由此观之,法院对上述案件的裁判结果,从表面上看是对英雄烈士名誉的维护,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的判决结果更加反映了对中华民族精神所承载的国家认同的维系。二审法院裁判结果的作出,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将其作为典型案例发布,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维系公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所以,从对上述典型案例的分析中,不仅能够看出司法裁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而且还体现了司法裁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后维系国家认同公共政策因素的贯彻。

   (二)维系社会团结的公共政策因素

   中国法院通过司法裁判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也包含着维系社会团结的公共政策因素。这些包含着维系社会团结公共政策因素的案例,所触及的领域基本集中在婚姻纠纷、邻里纠纷、赡养与继承纠纷、买卖合同纠纷等。法院对这些案件的裁判结果,一方面体现出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另一方面,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关于维系“社会团结”方面的公共政策因素具体化为家庭和睦、尊老爱幼等一系列命题。

所谓“社会团结”,一般而言指的是维系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最基本的纽带。例如,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就曾对“社会团结”的形式作出区分,将社会团结区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14]中国法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能够明显反映出维系社会团结的倾向,并且,这种维系社会团结的案例在法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例中也占据了大量比例。首先,就关于“婚姻纠纷”的案例而言,其裁判结果主要维系的是和谐、美满的家庭关系。在众多的离婚案件中,通常是由夫妻双方因琐事发生纠纷从而导致矛盾产生的,进而产生了离婚诉讼。在一方诉至法院、另一方未予表态的情况下,法院所作出的裁判结果一般是不准予离婚,并在裁判文书中援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说理依据。例如,在“张某某与黄某某离婚纠纷案”中,原告张某某与被告黄某某经人介绍相识并结婚,婚后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原告认为夫妻关系破裂,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离婚。但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正能量,促进家风建设,维护和谐、美满的家庭关系,故对原告要求离婚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15]再如,在“崔某甲与朱某离婚纠纷案”中,原告崔某甲与朱某结婚后,育有女儿崔某乙。原、被告双方因性格不合,经常发生争吵。但是,在夫妻双方育有未成年子女的情形下,法院通常不会判决离婚,并会在判决书中强调和谐家庭对于未成年子女成长的重要性,即“维护家庭的和谐稳定,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也是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的基础”。[16]其次,关于“邻里纠纷”的案件,也是法院通过司法裁判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例如,在“陶仕举与陈道敏相邻通行纠纷上诉案”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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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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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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