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穷上大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2 次 更新时间:2018-05-15 13: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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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  

  

   早在准备高考时,我就下定了“穷上大学”的决心。因为当知青五年,我没有资格带薪读书,只能靠父母的供养。父亲在那一年正好退休。考入北大,我是带着沉重的自豪感离开云南高原的。

   穷上大学,应该说,这是当时我们这拨“高龄大学生”的特色。

   而“人穷志不穷,浩气贯长虹”,也是当年北大校园里的一派正气。

   在我们那两届里,有不少中央级的高干子女,刘少奇家的,薄一波家的,谭震林家的,等等,但他们在老师和同学的眼里,只是一个“同学”。他们自己也非常朴素。在这座既自由又尊严的学府里,没有人会拿出什么华服首饰来骄人,也没有什么小轿车开进校园来接学生的。

   记得,当时有一位高干的儿子,面临考试四门不及格、将要退学的情势。到第四门判卷时,有人给这位老师打招呼。老师说:“我不知道他是谁的儿子,也不管他前三门如何。我只按照这卷子判。我的分数对这卷子负责。”后来,系里作“退学”处理了。一退学,人家就到国外去留学。系里说:他去哪国留学我们不管,他在我们系必须退学。这事发生在北大物理系。

   那时的校风,很长我们这些穷学生的志气。想来,过去的熊庆来、华罗庚、钱学森这些穷学生能成大气候,也是这种“有教无类”的优良传统所致啊。

   我们班有个成了家的男生刘君,常常于熄灯后站在路灯下面看书,因此被班主任劝说,但屡教不改。夏天他穿着一条大短裤,一只手拿蒲扇打蚊子。

   此君曾当众向我打赌:“张曼菱,看我们俩谁先拿诺贝尔奖?”我说:“当然是我先。”这个比赛我可没忘记过。去年百年校庆回去,还说起呢。虽然现在我对此奖亦有看法,但无碍当年的雄心可贵。

   北大高悬“为国求贤”之匾,我们争做国家英才。燕园有个燕塔,常有人笑云:谁将雁塔题名?未名湖畔一群未名人,每天只见忙着上课上图书馆,深夜还在床头装小灯。虚度片刻都会带来内疚。

   记得那个率先在床头装小灯的女同学莹,是她的男友来帮她装的。秀媚的莹,背下了《唐诗三百首》,当时震惊一班人,总有人找她到未名湖畔去测试,屡试不爽。她后来随男友出国伴学,定居未返。我真想知道,当年薄云之志,是否还存于那颗芳心中?

   对于一个学生来讲,真正的财富就是才华和志向啊!正是在那种“穷”而“不穷”的情势下,我获得了无尽的动力和自信。

   为什么“穷”,而又“不穷”呢?这相反的两面,是一幕幕真实的生活。

   1978年我入学,是乘火车由昆明到北京的,硬座三天三夜。旅行袋是布的,打了补丁。一只木箱是奶奶的遗物。在整洁的女生宿舍里,我相形见绌。因为蚊帐是在乡下熏黑的,再也洗不白。被子里的棉絮已经会跑步。我身上穿着一件劳动布的工作服。头发剪得像男孩子一样短。引得大都市来的女生们刮目相看。

   九月进京。金秋易逝,寒潮即至。我是用南方的衣服度过北方之严冬的。最体面的外衣,是母亲上大学时的外套,染成黑色掩盖旧气。我从未有过一双冬皮鞋。冬天,女同学们都穿那种有跟带靴靿的皮鞋,颇增女性风度。我则在学校小卖部买了一双棉鞋,同学们叫“大头鱼”的那种男鞋。我一直穿破了三双“大头鱼”。还穿着它跳舞。

   最初的舞会常在学生食堂举行。那种舞会说不上优雅情趣,只是热火朝天的,意在突破禁区。因为曾经“禁舞”。而北大的风气是:越禁越跳。

   地上流着从洗碗池里溢出的水。脚下时常有土豆在滚动,那是从墙角里头,被音乐和舞步震动出来的。灯光昏黑,看不清人们的穿着和身段。食堂里不放暖气,大家都穿着棉大衣还有围巾,也没人来注意我的“大头鱼”。

   每次跳完,留下的印象就是:“今天我跳了九个男生”或者“八个男生”。而所有的舞伴们对我来说,全都是手、手、手、手、手。热手冷手汗手大手小手高的手矮的手。我是班上的文艺委员,自己跳,还要发动和教人家跳。

   入学第一个寒假,我们一伙来自边远地区的穷学生都不回家,要求系里给我们勤工俭学的机会。系里给了一份抄稿工作。要出一本书,量很大,要赶时间。几个同学平均分摊。我们每人先抄一页出来,字迹过关,就正式干开了。

   这真是一桩苦差啊!现在想起来,比我课外写小说苦,也比考试和论文苦,没有什么智慧的投入,纯是干活。真正的苦啊!考完那么多门功课,人家都回家放假去,我们却坐在寒窗下,抄得眼睛发花腰发直,手臂都木了。大家还传授经验:从暖瓶里倒出开水来,在盆里泡手,等手有点感觉了,再抄。

   每天吃饭在食堂里见面,我们都互相问:“你抄了多少?”我暗自追赶着最快速度。想早日脱离苦海。抄到快出头时,负责的男生山来找我,说是有两个同学不干了,钱也不要了。但我们要守信用,要准时干完,出版社等着出书。他说,“你不是抄得快吗?他们不干的部分我们俩分了吧?”气得我直嚷道:“我也不想干了。都到这份上,谁是为了那几个钱?这么苦!”

   但他知道我不会不干。事干完后,钱领下来,还是这位负责的男生山说,大家平均分吧,也别在乎谁干的多少了。的确,这时在乎的已不是那二十来块钱了。干到最后的人们,此时有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我暗想,今后决不会和那两位合作了。这件事到后来的意义,是在精神上不能垮掉,不能失言失信丢面子。

   我以为,勤工俭学最大的意义,还是“苦其心志”的磨炼。如果你没有这种心态,只是为了几个钱,那会越干越自卑的。海军大院一位公子就包了他所在男生楼的一层厕所的卫生。我们那批大学生喜欢作些“干大事”的准备,所以仅从勤工俭学来看,你看不出谁是穷人。大家很平等,都是国家的潜在人才。

   最愉快的活,就是系里从文化部揽来许多剧本,让我们代看,填上意见,作个初选。每看完一部剧,就发两张“内部电影”票。那时,那些还没有开禁的外国新电影和经典片,都是“内部放映”,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日本的《罗生门》,前苏联的《审判词》,还有《拿破仑》等名片,就是在那时看的。

   文艺在复兴中,一批著名艺术家登台献艺。白淑湘的《天鹅湖》、李光曦的《茶花女》、盛中国的小提琴独奏等,眼见都是他们的最后流光了。我们踊跃订票,挥金如土。在周末之夜奔到五道口,奔到灯市口,大饱眼福。在那几个月里,我穷到用盐代替牙膏。因为没有钱买水果吃,这年冬季我的嘴唇一直干裂流血。

   有时候,我们是长跑着去看电影的。亲眼目睹这些艺术瑰宝的机会,我一次也没放过。要是坐失这种机会,那才是真正的穷呢。

   因为当了五年的知青,我工龄才两年,所以,上大学不能“带工资”。我是靠着父母的供养,才能再度求学的。一年后学校给我们发放了助学金,加上父母给的,应该从容些了。我仍是本着这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精神。我们的那位女班长经常提醒我:“张曼菱,又在寅吃卯粮,后半个月又青黄不接啦。”

   生病时,班长眉给我打饭。人家说:“怎么打那么多?”眉说:“她‘病人不病饭’。”这也成了我的典故。什么饭我都吃得挺香。发高烧也“病人不病饭”。记得有一回,她们看我吃得香,也去打煮萝卜,不料一个宿舍的女生都嫌苦。

   上完一年级,首次回家度假。我去向熟悉的老师们辞行。到云南招我来的,是历史系的王老师,他的妻子杨老师教我们政治。她给了我二十块钱,说:这么远,坐硬座,你就到餐车去吃饭吧。

   那时假期回家,都是空手来空手去的。连带咸菜都有点奢侈。我在家中是老大,老大还要父母养着,心理够沉重的。每次北上,老友楷的贤妻总要送我一瓶辣子面。那是用乡下的方法炒制的。没胃口时,就在食堂里做的菜上面撒点,这菜就有了家乡的香气。我还得省着撒。

   在班上,其实我不算最穷的。男同学中,有两人直接来自农村,妻儿老小全在那土地上。他们有时候连菜都不吃,就干啃两个馒头。他们为人都非常谦和,更十分刻苦。

   一班人中,穷上大学的人们,应该说自尊心更强些,因为有别样的心境,别样的苦衷,也有别样的追求。而令我们这些来自边远地区家境贫寒的同学感到自己最苦的最穷的,还是那种交际的穷活动的穷。

   京华之下,举目无亲。身无分文,星期天和假期里哪儿也去不了,也就哪儿也不想去了。最苦是周末之苦,留在宿舍里的,都是穷人。真正的穷人,穷到没门路、没亲戚、也没钱出去逛。周日晚上,听着北京同学讲他们回家情形,讲那些外面的信息,我们都沉默着。

   何必讳言,在我们这个首先倡导民主的泱泱大学府里,边地歧视,口音歧视,服装歧视,依然存在。同学之间无形的排座次,首善之区北京人,还有上海人,可以有优越感。其余的就有“二等公民”之嫌。

   那时,我的舍友莎与班上最靓的男生恋爱了。有的人就有一种偏见,愣认为人家和那个漂亮小伙子谈恋爱不般配似的。其实,毕业后我们的莎在那方面也不弱,更不穷。现在,事业和家庭都比那些自以为高贵的人发展好得多。

   男生德的爱人,带着三个孩子和一位老人从乡下来京看看。同学们去看望。有的人来了,就只在门口站着,愣不进去,人家“请”也不进去。德气愤地对我说,她们有意拉开距离。这就是歧视。

   但我们仍是走过来了。德的三个孩子后来都有出息了。

   当初一同跑步去看电影的,有几个男生。有一位高君,也是家远不回去留在学校的。但他是班上惟一订有《苏联文学》的人。应该说,他也是首读我小说《云》的人。记得在那个寒假里,他对这篇小说的评语是:当代《简爱》,也很鼓舞我,他现在是中国出版界的重要编辑和新生主力了。

   这些最穷的大学生全是曾经而身为“知青”的。人生对于我们,曾是一场没有进入轨道的星际旅行。这是多么富于勇气和想象的一代人啊!在各种绝望的情况下学习,奋争。在每一次腾飞的过程中被无名的流星击落。无论天上会有什么不明飞行物,我们总是一次次地起飞,一次次地奋进。我们总是毅然地甩掉各种常人的生活享受。

   人们不会忘记,“知青大学生”日后在中国各个领域的崛起。

   中文系开运动会,我去跑八百米,将第二名甩了五十米之远。人家说,云南少数民族赤脚可以跑出世界冠军。我这个云南蛮子从此出了名。我很得意,这就是我的云南风格。在五四文学社的刊物《未名湖》上,我首次发表诗作,笔名就是“南蛮子”。我不怕说我是“云南人”。你傲视我?我也有很多可以傲视你的地方。

   当时文学界一片响亮的口号,就是“炎黄文学”和“寻根文学”。我说:我是“蚩尤子孙”。我们是来自边远省分的人。中华民族本来就是无数的家族和氏族的混合。后来,我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后来拍成了电影《青春祭》,终以写边疆独到的风情,脱颖而出。

   我这个“南蛮子”还是叫响了。

   应该说,这是不弃本色,穷则思进的结果。穷就穷,边疆就边疆,我自信在我的家乡和我身上,也有着超越大都市的地方。不管人家看得起看不起,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这是高原山地带给我的财富。

   为了省事和省钱,我曾经把头发剃成真正的男式。还戴有耳朵的男式冬帽。我买不起十二块钱一条的长围巾,就买了一块五元钱的人造皮,自己缝了一顶俏丽的白色小毛帽,反而稀罕,引人欣赏,我们系的那几个研究生就挺赞赏。有一天我忘了戴,他们还来问“为什么不戴了”。

   当年,我是北大女生戴帽第一人。打破了凡女子到冬天都一袭长头巾的风景。云南人说:“丑人多作怪。”我是“穷人多作怪”。穷则思变,就是作怪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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