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辉:“祖国母亲”:一种政治隐喻的传播及溯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35 次 更新时间:2018-02-20 17: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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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 (进入专栏)  

  

   摘要:“祖国-母亲”是民族国家建构和爱国主义教育中最为常见的话语象征。作为一种“隐喻结构”,它通过“拟血缘关系”映射了个体与国家间的关系,建构了国家的合法性,也塑造了公民的国家想象和国家认同。“祖国母亲”是一个将人伦伦理转化为政治伦理的隐喻概念,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从历史来看,“祖国母亲”的政治隐喻是在近代以来的民族和民主革命中逐步建构起来的,她主要来自对欧洲政治文化的移植。这一隐喻植根于西方的宗教及政治传统。晚清以来,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引入,这种国家象征女性化的欧洲传统也传入中国,法国及苏联政治文化的影响尤其明显。这一隐喻的移植与内化也受到中国自身政治演变逻辑及文化传统的影响。 

  

   关键词:祖国母亲;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政治隐喻;政治传播

  

   “谁不爱自己的母亲,用那滚烫的赤子心灵。谁不爱自己的母亲,用那滚烫的赤子心灵。亲爱的祖国,慈祥的母亲,长江黄河欢腾着,欢腾着深情,我们对您的深情。”每当我们唱起或听到这首《祖国,慈祥的母亲》,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总会升腾起一种爱国情愫。这种情愫源于对母爱和祖国之爱的感知交汇所引起的情感共鸣。“祖国母亲”的类比赋予爱国主义一种神奇的力量和情感体验。

  

   美国学者杜赞奇指出:“就广延意义上来说,‘国家’一词的含义主要是通过语言机制来产生的。这种语言机制就是表述(nanatives),即用一系列标示性的比喻、转喻和二元对立赋予‘国家’以意义。”[1]在笔者看来,“国家”与“爱国主义”建构有多种“建筑材料”,但“祖国-母亲”的话语无疑是最为普遍、深入而持久的,它见诸于各种艺术载体、宣传媒介和大众传播话语。在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祖国母亲”的话语表述已然成为一个核心意象。特伦斯·霍克斯(Terence Hawkes)曾将“迷思”(Myth)定义为“一个社会构造出来以维持和证实自身的存在的各种意象和信仰的复杂系统:即它的‘意义’系统的结构。”[2]显然,“祖国-母亲”就是这样一种符号和意象的“迷思”,因为它采用了一种隐喻的修辞方式,笔者称之为“政治隐喻”。

  

   那么,在中国社会,“祖国-母亲”这个政治隐喻是如何形成的呢?又有何政治功能?作为一个父权制传统十分深厚的国家,在中国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的过程中,为何“祖国”会女性化?在这方面,现有的研究还十分薄弱,[3]值得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正本清源式的探究。

  

   一、“祖国母亲”隐喻的形成与内涵

  

   (一)“祖国母亲”在近代的形成与发展

  

   作为一个来源于人们生活经验的“实体隐喻”, “祖国母亲”具体可感,这一隐喻因而被广泛传播和接受。但从历史来看,这种人格化的、女性化的“祖国母亲”隐喻,其出现的时间并不悠久,最多只能追溯到近代。实际上,在汉语中,现代意义上的“祖国”这个词语是在二十世纪初才出现的。在之前的汉语文献中,“祖国”只代指“ 祖先以来所居之地”。据考证,中国人称呼自己的国家为“祖国”应该是从清末的一批留日华人开始的。邹容1903年初在日本所作的《革命军》中多次使用“祖国”一词。秋瑾也有“头颅肯使闲中老,祖国宁甘劫后灰”的诗句(《柬某君》)。梁启超则在新旧两种意义上使用“祖国”一词,在1902年所著的《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称“吾祖国前途有一大问题”。在1905年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梁启超也使用了“祖国”一词。实际上, “祖国”一词在二十世纪之后的中国才逐渐成为现代国民国家的代称,这当中应该经过了日语的中介。[4]

  

   而将“祖国”比喻为“母亲”并形成一个固定的隐喻结构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事情,它最早在文学领域中出现。闻一多的《七子之歌》对促成这一隐喻结构的形成及广泛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七子之歌》是闻一多于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首组诗,作者有感于神州故土“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故作歌“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七子之歌》引言)。诗中将“祖国”比喻为“母亲”,将割让的殖民地比喻为“子女”,字里行间充满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七子之歌》的广为流传,使“祖国母亲”的类比在全国的白话文中流行开来,也标志着“祖国母亲”这个概念隐喻的正式形成。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祖国母亲”的隐喻开始慢慢向各种文本繁衍。仅在现代诗歌语料库中,就有16首重要诗人的作品中出现过“祖国是母亲”的概念隐喻,出现频率非常之高。[5]而经过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祖国母亲”的隐喻得到进一步的使用和引申,通过文学和艺术传播渠道,形成了一个以“祖国母亲”为核心意象的抒情话语网络,其影响也从文学领域扩散至政治社会领域。1949年以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 “祖国母亲”的隐喻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直到今天,它已然是我们语汇中的一种“超稳定结构”。

  

   Lakoff 和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指出:“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 ”[6]可以看出,“祖国母亲”隐喻结构的核心是将“母亲”和“儿女”的血缘关系和情感体验投射和迁移至“祖国”和“国民”的关系上,进而使国后者的关系变得可理解和可体验。而从事实层面看,国家和子民之间当然不可能存在血缘关系。按照洛克、卢梭等人说法,国家与国民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关系,是通过社会契约而形成的共同体。国家和“母亲”的角色也是有根本差异的。正如刘擎教授所言:“与父母之爱不同,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感远不如前者那样是一种自然的本能。因为国家或民族并不具有像家庭(以及宗族、部落、村落、地方社区甚至城市)那样的经验具体性和直接可感性。人们对国家观念的理解,以及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都不是‘现成的’而是‘养成的’。”[7]但通过“祖国母亲”这一隐喻,“现成的”和“养成的”这两种东西融为一体,这正体现出隐喻的“创造性功能”。

  

   (二)“祖国母亲”隐喻中的两种角色类型

  

   布莱克(Black)认为,一个隐喻包含两个主体:即喻体和本体,或称为目标域(target domain)和始源域(source domain)。隐喻意义的产生是本体和喻体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一交互通过映射(map onto)的方式进行。[8]“映射”可以通过“是”或“像”等语法和修辞手段唤起 “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祖国母亲”实际上包含了“祖国是母亲”和“祖国像母亲”两种意象关联。这两种关联就建立在对本体和喻体的“相似性”的唤起、建构和强化上。

  

   作为喻体,“母亲”有多种形象和内涵,她既是伟大的,坚强的,有时又是柔弱的、悲伤的。历史地来看,“祖国母亲”的隐喻在所包含的形象与角色与“母亲”的内涵十分相似。在笔者看来,近代以来的“祖国母亲”形象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强者”或者说“庇护者”的“祖国母亲”;另一种作为“弱者”或“被庇护者”的“祖国母亲”。

  

   中国“祖国-母亲”的隐喻产生于近代以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语境下,国家四分五裂,民族危亡迫在旦夕,因此作为“弱者的母亲”是“祖国母亲”最早的喻象。在闻一多的《七子之歌》中,“祖国母亲”丢失了孩子,显然就是一个“骨肉分离”的“受难者”。而“九一八”之后,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民族主义及其构建也掀起了新的高潮。如同“中华民族”的观念形成一样,反帝国主义侵略和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加速了这一概念的形成。[9]“祖国母亲”的政治隐喻也一样。正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一隐喻更加频繁见诸于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如1935年,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我们的母亲太可怜了,一个天生的丽人,现在却变成叫化的婆子!站在欧洲、美洲各位华贵的太太面前,固然是深愧不如,就是站在那日本小姑娘面前,也自惭形秽得很呢!” [10]在各种诗歌中,这一时期的“祖国”也频繁地以一位“受辱”的母亲形象出现。如七月派重要诗人胡风1937年的《为祖国而歌》一诗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侮辱”、“苦难”、“眼泪”、“呻吟”、 “蹂躏”、“屈辱”、“挣扎”等都是那一时期“祖国母亲”隐喻的关键词。

  

   1949年以后,中国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祖国母亲”的受难形象开始被新的形象所代替。“苦难的母亲”的喻体转变成为“新生的母亲”、“强大的母亲”喻体。如冰心在《祖国母亲的心》一文中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河山被开发了,和煦的东风吹拂着,遍地进散着新土的芬芳,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飞跃发展,我们多么需要更多的劳动双手呵!”[11]作家巴金在《我们伟大的祖国》(1959年)一文中将“祖国母亲”的新生描述为“返老还童”,抒发了生活在新中国母亲庇护下的无比幸福之情:

  

   孤儿们终于找回了自己的母亲,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在一盘散沙上面出现了。东方的天空中升起了一轮鲜红的太阳。祖国带着笑容站在我们的面前,展开两只胳膊,把我们大家全抱在怀里,而且抱得那么紧,一刻也不放松!我们中间哪一个不带着哭泣又带着笑声接连地唤“亲爱的妈妈”?哪一个不充满幸福地感觉到自己和祖国中间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国家变了!社会变了!人也变了!这十年来我们走了多么远的路程!这十年来我们有了多么大的变化l这十年来我们创造了多少移山倒海的奇迹!这十年来我们写出了多少振奋人心的诗篇!做儿女的并没有辜负这位返老还童的母亲,我们伟大的祖国也为了儿女们的幸福一直不停地向前飞奔。[12]

  

   可见,1950年代的“祖国母亲”已经一改1949年前母亲的“受难者”形象,面目焕然一新。而五十年代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对于建构“伟大的祖国母亲”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无数的作家、艺术家充满深情地歌颂国家的伟大和祖国儿女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尽管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曲折发展,但“祖国母亲”的形象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1980年代后,随着中国与全球交往的增加及综合国力的提升,歌颂“祖国母亲”的课文、歌曲、艺术创作及全国性的教育活动等有增无减,借助各种大众传播的力量,“祖国母亲”的隐喻已经变得“日常化”,其形象也愈发“高大”。

  

“祖国母亲”的隐喻结构具有重要的政治社会化功能。“祖国母亲”实质上是一种对母子血缘关系的模拟和再现。从社会生物学的视角看,血缘关系是建立在人类生物学基础上的最为亲密的一种关系,尤其是母子(女)关系,它几乎不需要借助任何文化灌输就能形成紧密联结。由于“祖国-母亲”模拟了这样一种具有生物学基础的血缘关系,因此具有一种几近“天然的”合法性。当“祖国”变成了“母亲”,“祖国”的合法性就建立在“母亲”的合法性之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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